中国现代管理教育的摇篮和发祥地-----大连理工大学

2018年06月20日 14:47 点击：[]

历史上的今天

邓小平的战略决策

1978年，刚刚经历十年动乱的中国，百废待兴，一切尚处于无比艰难的起步阶段。

当年冬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一个名叫“改革开放”的词汇迅速成为其后30年间中国大地上最响亮、熟悉的新名词。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我们和世界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邓小平把目光投向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1979年春节刚过，邓小平便踏上了被称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这位“新中国的梦想家”迅速在美国刮起一股“邓旋风”。他先后参观了福特汽车厂、约翰逊航天中心、休斯顿公司、波音公司等大型现代化公司企业。在美国现代化的工厂里，邓小平不仅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差距，更注意到了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背后，操控这一切高效运转的无形之手——现代管理。

在美访问期间，在他和当时美国总统卡特的推动下，两国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以下简称《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活力。然而，这位深邃而睿智的老人并没有止步于引进技术和设备等“硬件”上，还把眼光投向了使这些“硬件”高效运转的“软件”——现代管理。他后来更通俗的讲到，“你讲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就要比人家管理得更好。”

目睹这一变化的美国人十分兴奋，时任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兰克·普雷斯博士向邓小平提出，中国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这些都对四化建设有利，但是它们就像是车的轮子，不会自己“跑”，要有控制——管理科学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当他试探着提议“除了技术设备，中国还应引进现代化管理”时，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邓小平很快接纳了他的建议。

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没有相应的脑袋不行，培养一大批懂得现代先进管理的人才迫在眉睫。普雷斯的建议刚好和当时中国的需要相吻合。

就这样，带着《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美国人第一个敲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回国后，邓小平立即找来负责科技事务的方毅副总理和经委主任康世恩，希望在培养现代化管理人才方面与美国尽快展开高层次合作。当时国家经济委员会（下称国家经委）负有培训经济干部的任务，因而探索一条全新的现代管理培训教育道路的责任就落在了经委的肩上。

大工争得先机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管理教育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但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发展迟缓。新中国成立后，管理教育在我国也经历了几起沉浮。中国的管理教育真正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

在邓小平结束访美不到3个月，1979年5月8日，中美双方代表在北京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务部科技管理和科技情报合作议定书》，协议书中提出在工业科学技术管理领域内两国合作举办管理培训项目，并将此项目列为中美两国科技合作总协议中的一个子项目。这个协议成为后来双方指导办学的基础性文件之一。

协议甫定，国家经委牵头开始落实各项办学事宜。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找到一个学校作为载体，还要有相应的教师，而前者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1980年4月，北京的初春乍暖还凉。国家科委、国家经委、教育部正为筹建这个管理人才的培训中心而紧张工作。但因当时京津的一些高等院校在文化大革命后尚未完全恢复元气，加上唐山大地震的严重破坏，京津一带虽有几十所大学，但是找一所具有良好的办学条件，能在短期内接待几十名外国专家与家属生活的高校，却成了一件难事。

我校时任外事处处长徐彭寿在京得知此信息，当即打电话直接向屈伯川院长汇报了这个项目的有关情况，屈伯川院长听完后，当即决定当晚就动身去北京。他强调说，“这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项目。”屈伯川，这位将毕生精力献身教育事业的教育家，那时已看到了管理科学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性与对学校发展的现实意义。事后证明，正是他果断的决定，迅速的行动，使大连工学院的发展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

作为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屈伯川早已是享誉全国的教育先锋。他力陈大连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学校良好的办学实力。

屈伯川——这位倔强的71岁四川老人，以无比惊人的魄力和洞察一切的决断力，主动请缨将中国现代管理教育的种子播撒在大连工学院的土地上。客观的说，正是他的毛遂自荐使得培训中心的选址工作，出现了“柳暗花明”。

回望历史，人们似乎认为机遇更垂青大连工学院。但仔细观察那段历史就会发现，机遇向来只青睐那些随时准备创造奇迹开创历史之人。

对于大工来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亲手缔造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凭着敢为天下先的大胆笃行和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的一腔热情，勇敢的接受了挑战。大连工学院（即大连理工大学）“幸运”的成为了中国现代管理教育的摇篮和发祥地。

历史的转折点，常常就在人们不经意间发生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当时颇受争议的项目竟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能够大放异彩，对中国现代管理教育乃至中国经济实践都产生了深远而卓著的影响，并成为中美两国科技合作的典范。但中美大连项目的意义远不至此，她不仅成为中美两国友谊由萌发到繁茂的见证者，更成为中国的一张“国际名片”。人们通过她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对现代管理理念的接受，更是中国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不移。由这个项目开始的涟漪效应渐渐显现，欧洲及加拿大、日本等等一些地区和国家纷纷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中欧、中加、中德、中日等一批国际合作管理培训项目相继诞生，扩大了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管理的的空间，增进了世界和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而中美大连项目无疑是那个时期“最耀眼的明星”，她第一个向中国传播了西方先进现代管理理念和方法，领跑着那个时期的中国现代管理教育。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也为日后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的自我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80年4月23日，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了会谈，正式确定项目合作内容为美国帮助培训中国的经济及企业干部，地点设在大连工学院。6月20日，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副局长康心浩和美国商务部工业科技署远东计划室主任李文翰在北京签署《中美合作举办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的谅解备忘录》。双方确认培训中心中文名为“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大连培训中心），英文名字为The National Center For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Development(At Dalian)，这就是现今的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的前世今生。